垃圾焚烧已率先实现碳达峰！m6米乐官网登录为何却屡遭反对？

　　继上一篇《厨余垃圾分类，是为了利用还是为了花钱？》之后，徐海云老师又“开炮”了。

　　他表示，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没有能够全面反映固废领域实际状况，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被严重低估了，卫星实测数据远比统计上报数值要高。国内许多专家都说有机垃圾堆肥或者厌氧消化是减排的，但根据欧盟提交数据，有机垃圾在堆肥/厌氧消化的过程中，温室气体没有下降反而增加。

　　在徐海云看来，我国垃圾焚烧已经率先实现碳达峰，是名副其实“减排劳模”，但如今却处境微妙，反焚烧声音此起彼伏、停留在各个层面。“零废弃”、“无废城市”、“循环经济”本质上希望不产生垃圾、尽可能去全部利用，远景是宏大的，目标是神圣的，但是脱离现实和实际。

　　而根据德国、美国经验，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不仅要算减少填埋气体的影响（直接减排），还要计算回收金属等影响（间接减排），才有可能变成“负碳”行业。按照欧盟垃圾焚烧厂碳交易规则，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垃圾焚烧厂通过减排效果来获取收益，这是不现实的。

　　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以及氧化亚氮（N2O）等排放是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虽然排放量较少，但是地位很高，是与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土地利用及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同时被列入国家IPCC排放清单的，这就说明，在固废领域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是非常有必要的。

　　需要指出，固废领域温室气体减排并不是仅仅指碳减排，还包括控制甲烷排放。因为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虽然仅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1%，但它增温势能（指在大气中吸收的热量能力）是二氧化碳的80倍。

　　而在废弃物处理领域，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量是最多的，据图一数据统计，生活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占全部甲烷排放13%，位列第三。

　　最近的一项通过卫星数据研究表明，垃圾填埋场向大气中释放的甲烷比以前估算、上报统计量多得多，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被严重低估了。

　　徐海云指出，这个结论是荷兰空间研究所的大气科学家乔安妮·马萨克斯提出的，他首次使用卫星图像观察印度、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地垃圾填埋场，发现2018年和2019年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量比之前的估计高出1.4-2.6倍。

　　还有一个案例，美国30位科学家致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和国家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公开信，也说明了即便像美国那样对外声称垃圾填埋场覆盖措施比较好的、填埋气收集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根据实测数据（通过飞机在垃圾填埋场下风处直接测量甲烷浓度），测量的平均排放量也是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报告的排放量的两倍多。如果根据这一增加的数据计算，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排放量与整个农业领域的甲烷排放相当。

　　徐海云认为，之所以这么比喻，是因为其他领域（如能源、电力、交通、农业等）控制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太难了，因为电要用、车要开、米饭要吃、牛奶要喝，短时间这种情况很难改变。而固废领域碳减排，直接减排只要控制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排放，将垃圾填埋改为垃圾焚烧发电就可以；间接减排，比如垃圾回收利用包括材料回收利用与能源回收利用碳潜力也大，这就是为什么固废领域温室气体减排地位很突出的原因。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根据IPCC2006年指南，废弃物的排放主要指垃圾填埋处理、垃圾生物处理、露天焚烧、废水处理和排放四大类，并没有垃圾焚烧发电这一项，因为IPCC把垃圾焚烧发电放入能源大类下。

　　从欧盟近30年废弃物排放数据可知，1990年废物排放温室气体总量2.38亿吨（包括废水），到2020年废弃物排放数据下降至1.30亿吨（包括废水），其中固废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的81%，这里面主要是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占了很大的比重，约占71%，而有机垃圾堆肥或者厌氧排放甲烷只占了3%。

　　国内许多专家都说 有机垃圾堆肥以及厌氧消化是减排的，但根据欧盟提交数据（如图二），有机垃圾在堆肥/厌氧消化的过程中，温室气体没有下降反而增加。徐海云认为，这是由于有机垃圾在处置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甲烷逃逸/泄露，而甲烷逃逸/泄露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大于其能源利用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所以才会出现不降反增的现象。

　　再看德国环境署最新的数据，1990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2.5亿吨，其中来自固废领域贡献了3700-4000万吨，占3%。到2020年德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下降至7.29亿吨，其中来自固废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占1.2%。

　　徐海云指出，30年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5.2亿吨，其中固废领域的贡献约为3000万吨，对全社会贡献占比达到5.8%。虽然贡献不多，但很容易实现，用垃圾焚烧替代填埋几乎能达到目标，这就是将固废领域温室气体减排被称作“伸手可以摘到的苹果”的原因。

　　如果从垃圾焚烧替代垃圾填埋“控排”角度去看，徐海云指出，减排劳模——内地生活垃圾处理可以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但为什么政府官方不敢明确这么说，还要强调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呢？

　　“这就好比《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目标一样，明明现在国内垃圾焚烧处理规模都快接近100吨/日，可能写规划都接近80万吨/日，为什么还要定下这么低的目标呢？值得我们深思。”徐海云继续补充说。

　　根据住建部统计年鉴的数据，国内生活垃圾填埋量从2017年开始下降，2020年焚烧处理量超过填埋处理量。2021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处理量下降到0.9亿吨，焚烧处理量达到2.1亿吨，回收利用后的生活垃圾填埋处理比例下降到30%。

　　对比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目前回收利用后的生活垃圾填埋比例美国是80%，欧盟是48%；2021年我国内地人均生活垃圾填埋量约为64千克，约为欧盟二分之一，美国的六分之一。按照IPCC的同一口径比较，2021年我国生活垃圾处理领域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低于美国、欧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如上述所言，我国垃圾焚烧已经率先实现碳达峰，是名副其实“减排劳模”，但如今却处境微妙，其实是由于国内反焚烧声音此起彼伏，分布在各个层面。

　　徐海云表示不解，同样是生活垃圾，怎么燃烧出来还不一样？为何欧洲是碳汇（吸收碳），而我国是碳源（制造排放碳）呢？难道是由于中国特色国情决定的，国外烧的是生活垃圾，我国烧的是塑料？

　　在认真仔细研究我国提交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之后，徐海云认为该报告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固废领域实际状况，存在一些误区：（1）把垃圾焚烧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碳算入固废排放清单，而欧盟国家则将垃圾焚烧二氧化碳排放放入能源排放大类；（2）低估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量，导致上报数值偏低；（3）甲烷温室气体效应系数取值21。

　　“零废弃”这一生活方式概念，出自美国人贝亚•约翰逊（Bea Johnson），她被《》称为“零废弃生活的传教士”。2010年，她在《我家没垃圾》（Zero Waste Home）一书中用“生活贴士”的实用方式，阐述了这样一种“尽可能避免产生垃圾”的环保理念。她在全球70个国家演讲、参加100多家电视访谈、28种语言售书，主要宣传三要点：（1）旅行自带水杯；（2）不用化学用品——自制清洁用品；（3）不用包装产品——摒弃包装，远离塑料。她一家四口，一年垃圾一个瓶子就装完了。

　　徐海云认为，“零废弃运动”的观念对国内固废管理政策影响是巨大的，它宣传的“少产生垃圾、产生后尽量利用”，与国内提倡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一致。很多零废弃运动追求的目标是“垃圾不焚烧、不填埋、全利用”。

　　还有远景宏大的“无废城市”，18部委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提出推动100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25年，“无废城市”固体废物产生强度较快下降，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有专家称，建设“无废城市”意义重大、经济效益突出，到2030年，我国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产值规模将达7万亿元，带动约4000-5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事实真的如此吗？无废等同于没有废弃物产生，可是垃圾是由消费产生，只要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人就会消费不可避免会产生垃圾，既然都没有废弃物怎么还能带动这么多的产值和就业呢？徐海云指出，“零废弃”、 “无废城市”、“循环经济”本质上是希望不产生垃圾、尽可能去全部利用，远景是宏大的，目标是神圣的，但是可能脱离了现实和实际。

　　比如浙江省。《“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要求2025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左右，而浙江目标更高，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十四五”规划》等通知均提出到2022、2025年全省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

　　还有瑞典，声称99%生活垃圾可以循环利用——36%垃圾回收再利用做成沼气，14%垃圾经生物处理后制成肥料，49%的垃圾燃烧处理作为发电，最后只有1%的垃圾进行填埋处理。

　　线%的生活垃圾进入填埋场吗？徐海云查阅相关数据发现（图四），2021年瑞典实际填埋量273.8万吨，而统计的填埋量只有4.4万吨，数据差距悬殊，这是由于瑞典统计方式很“特别”，生活垃圾直接拉到填埋场计入，而间接变成建筑垃圾或其他的填埋不计入。

　　目前国内温室气体减排很热，带动的碳交易、CCER更热。近日生态环境部还公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规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应当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有利于减碳增汇的领域。

　　回到固废领域，首先我们应搞清楚两个问题：（1）我国固废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怎么测算？包括直接减排或是间接减排？还是二者都涵盖？（2）既然垃圾焚烧发电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突出，那么发电企业能否从中受益？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做法，徐海云指出，我国固废行业要想变成负碳行业，不仅要控制甲烷排放，这就要求原生垃圾零填埋、禁止露天焚烧、控制不带余热利用的小型焚烧、有限度的发展有机垃圾厌氧消化与好氧堆肥处理；而且还要提高材料、能源回收利用水平。

　　正如美国环境署报告指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贡献60%，焚烧1吨生活垃圾相当于减排1吨二氧化碳。34个州定义为可再生能源。所以根据德国、美国经验，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不仅要算减少填埋气体的影响（直接减排），还要计算回收金属等影响（间接减排），才有可能变成“负碳”行业。

　　由于垃圾焚烧厂碳减排潜力大，业内不少研究机构认为CCER重启在即，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有望从中获益，改善现金流状况。徐海云指出，按照欧盟规则是不可能的，根据欧盟最新规定，从2026年起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范围，未来欧盟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将要为自己产生的碳排放付费。

　　除非以后我国设计出自己一套规则，但是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最终还是要与国际接轨。因此徐海云认为，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垃圾焚烧厂通过减排效果来获取收益，这是不现实的。

　　最后，针对目前推行小型垃圾焚烧试图解决村镇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徐海云指出，按照IPCC2006年指南要求，固废领域低碳路径就是要发展带有余热利用的焚烧处理，不带余热利用的小型垃圾焚烧处理排放的二氧化碳是要纳入统计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发展不带余热利用的垃圾焚烧与碳减排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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